機遇錯失：貿易是亞洲國內挑戰的核心

在平行的世界裏，亞洲各新興經濟體系從環球金融危機之中復甦，轉變為全球增長的引擎。憑藉地區的高速發展，推動強勁的本地需求，為亞洲新興經濟體系帶來機遇，並得到充分的掌握利用。

但在現實中，亞洲各國的本地需求實際陷入了環球金融危機以來最疲憊的狀態。這到底應該歸咎於誰，或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？亞洲的商業模式是致令錯失機遇的核心原因嗎？

貿易應該是此中的關鍵。2015年，全球貿易放緩幅度之深，遠比現在嚴重，而當時的貿易價格大跌，幾乎可以視之為形成有關差距的主要原因。訂價對於邊際利潤的影響較大，但貿易量持續滑落，預示着一個更嚴峻的挑戰。

環球貿易環境的變動現已逐漸塵埃落定，過程中引發全球價值鏈的遷移，以及商業模式的調整。

過去10年，出口貿易環境的全球化程度不升反降，環球貿易量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自於2008年攀上頂峰之後，一直保持平穩狀態。同時，在環球金融危機發生前，融資的供應基本上不受制約，但現在卻成為貿易調整的主要因素。

國際商會發表的2018年貿易融資調查顯示，有90％銀行認為，巴塞爾協定三、反洗錢規例和制裁措施，都是貿易融資的障礙。現時歐盟的制裁名單上，受制裁國家的數目升至歷史高位。至於制裁方式，已不再限於一刀切的貿易禁運，而是具有針對性的制裁措施，例如：凍結資產、向特定人物或公司實施簽證限制等。

自2010年起，美國每年將約600間企業加入其制裁名單，數字比過往明顯上升。而單在2018年内，美國將1,500間企業劃入制裁之列，其力度等於將三年的制裁倂歸一年實施。至今，遭受美國制裁的公司總數已經高達8,755間。

結果，過去10年內，國際結算銀行（作為貿易融資代理）成員央行之間的國際結算基本上無甚增長。至於金融危機前發展起來的超全球化價值鏈，也不再像過往般容易得到融資。

除了貿易之外，亞洲也指望藉由增加人力和金融資本，來維持經濟增長。

可是，亞洲人口結構的優勢，在金融危機前後已達至了高峰。這同時造就了當時的亞洲經濟表現，與發達國家相比更為出色。然而，現時幾個約佔亞洲一半人口的亞洲經濟體系，已紛紛出現勞動年齡人口縮減的趨勢。

雖然亞洲國家可以提升人力資本的質素，但似乎進步空間不大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「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」測試評分顯示，排名榜首的10個國家之中，有6個是亞洲國家（包括中國）。自1950-1955年以來，亞洲人口生存率的提升幅度位列全球之冠，人們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了近30年。現時，亞洲地區的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3年，對比歐洲的78年，仍有5年差距，但已遠低於1950-1955年曾出現的21年差距。未來亞洲在這方面仍有機會繼續進步，但相信幅度將會溫和。

與此同時，亞洲三個最大經濟體系正備受信貸問題的困擾。

中國現正推行金融體制改革，使民營企業捨棄影子銀行，改向正規渠道獲取融資。結果，今年民營企業的在岸人民幣發債浄額錄得負數。至今為止，影子銀行的借貸收縮，反映政府以各種措施鼓勵銀行改變商業模式，讓資本從低風險的國營企業，流向風險較高的民營企業。

另一方面，印度的銀行為了應對不良貸款危機而限制借貸，以保存資本。至於印尼，銀行業先前在壓力下吸納了多次加息的負擔，現正開始嘗試重整資本，銀行的淨息差因此大幅收窄，需要收緊借貸。

上述這些困局可能最終會得到解決，但至少在明年甚或更久的將來，亞洲三個最大經濟體系仍然需要面對信貸限制的難題。當中，印尼的問題看來較易解決，但中國的情況卻最為棘手。

因應貿易制裁和監管制度等因素涵蓋廣闊，逐漸形成「去全球化」的結構性趨勢。亞洲國家除了一貫依賴貿易來推動其自身經濟增長，在内部也面臨重重挑戰，因此難有餘力充分應對當前的局面。

中美雙方可能會採取措施為貿易戰降溫，但亞洲各國面對不少内部挑戰，意味著未來數年的增長難免會較為遜色。目前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 – 在現實的時空中，亟需要新的商業模式來謀求出路。